《东南传播》论文|八十年代初台港两地电影交往及评奖实践

如果将台湾对香港电影的指导路线当成是评奖的背景，那么如前文所说，这两条指导路线实际上在整条电影传播链中发生作用，不仅是出品方、演职员、电影文本、院线，即使反馈环节 —— 金马奖评奖也不例外。只是，电影评奖的话语实践，在内层必定要将观念形态深深刻在奖杯的底部，同时又要在外层彰显奖杯所谓公正权威的“金色光彩”，内外层的矛盾与张力以及评定对象的影响力使得评奖指导显得曲折隐蔽。

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台湾为了鼓励香港制片家在台生产，不仅出让了部分生产资源和市场给香港电影资本，在“金马奖”中也为香港电影保留一席之地。根据余慕云对香港电影获奖的统计， ^[8] 金马奖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兴起之前港片最重要的奖池之一。虽然香港电影在第一届、第三届金马奖拿下“最佳影片”之后逐渐消沉，“然而这个情况到了八十年代开始有了转变。尽管最佳影片仍由台湾电影维系较大优势，但从入围到得奖名单添加的生力军，无可讳言也替香港电影的艺术走势，留下清晰的痕迹。” ^[9] 可以说，在八十年代初，香港电影在金马奖上不仅在“获奖质量” ——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 得到提升，更在技术奖和演员奖上力压台湾同行。特别是1982年的金马奖，香港电影几乎包揽了所有奖项。金马奖吸纳香港电影参评，使其入围、给奖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台湾当局与知识精英如何看待、评价“香港电影”这个文化竞争者；其二，前一个问题还可以深化为台湾电影界更为看重香港电影产业链中哪一部分资源，进而观测台湾电影生产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就像台湾电影管理部门对待香港电影公司在台生产的态度一样，“金马奖工作委员会”无论是出于香港电影所能提供的“观测样本”作用，还是作为评奖系统对参评对象质量与数量的要求，金马奖组织者对香港电影的参选抱有极大热望。一个显见的例子是第十九届金马奖，组织者力保香港粤语片入围，不惜与其所奉行的奖励台湾影片的宗旨相悖。

金马奖为吸引、鼓励港片参赛，而对粤语片放宽标准，哪怕为此降低台湾影片的入围机会。然而也就是本届金马奖对李翰祥作品的评定，伴随着鼓励的却是一种弹性的惩戒：1982年，李翰祥来到内地拍摄电影。与第一部合拍片《忍无可忍》的导演杨吉爻不同，李翰祥在港台两地电影界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在八十年代初，李翰祥为了他的“历史梦”而北上，在两岸三地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因此，在处理这位在台期间提携新锐的著名导演、制片家“违规”的问题上，台湾表现出暧昧、犹豫的态度。与早期到内地拍片的香港电影人相比，无疑李翰祥介入程度最深，然而台湾电影管理部门或许考虑到他的影响力，虽然冻结了他为“邵氏”拍摄的《武松》，但没有实行连坐式惩戒，仍允许其参加金马奖评选，以致引来香港电影界的一片惊呼。很难判断台湾电影管理部门的处理方式究竟是正向的鼓励还是反向的惩戒，但这种自1955年实行的惩戒机制所展现的弹性，既说明了电影人的声望资本与权力意志抗衡的力度，也显现了台湾电影管理部门为强化金马奖的华语电影奖地位所能妥协的程度。

当然，弹性惩戒机制并不意味着指导路线的失效，隐蔽而软性的惩戒在金马奖评奖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作用。与香港电影金像奖早期对港英当局的排斥不同，台湾当局对金马奖有着很强的控制力， ^[10] 政治意味浓厚，艺术考量悬搁，强调“主题取胜”，甚至“主题占百分之二十五的评分” ^[11] 在这样的评奖环境中，回顾“深受台湾当局器重，放弃华语电影最大市场而转投大陆的‘变节者’” ^[12] 李翰祥作品《武松》在19届金马奖的遭遇，可见台湾当局对香港电影的复杂心态：在这届金马奖评奖中，最佳剧情片颁给了“主题取胜”的《辛亥双十》，《武松》只获得最佳男配角、女主角以及服装设计奖，“而在编、导、影片都被刻意‘忽略’”。 ^[13] 显然，台湾当局在面对大陆逐步开放，港资纷纷北上的新形势下，它的鼓励与惩戒并行的指导路线也经历着变动与调整，而这种隐蔽、软性惩戒最适宜实施在被公众认知为“共识性评价”的电影奖评选中。

即使台湾金马奖评奖环境保守而且偏执，八十年代前后，香港的电影公司依然将金马奖作为最重要的奖项，对其趋之若鹜，但之后开始松动，并对内地的奖项萌发兴趣，产生想象，有以下几点原因：

从台湾方面而言，金马奖兴办已久且由当局“背书”，已初步建立起权威性和影响力，依靠这个基础，金马奖在资本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指挥作用。例如香港导演麦当雄以《省港旗兵》一举击败台湾导演张毅与侯孝贤，在第二十一届金马奖中获得最佳导演奖，立刻便成为台湾“影业急于争取的对象，台湾中影公司总经理林登飞有意聘请他执导《戴笠传》”。

与台湾当局及金马奖对港片的期待不同，台湾民众却认为金马奖评奖偏倚香港电影而损害了本地的电影生态。一方面，他们认为将重要奖项颁给香港电影同行，挫伤了台湾电影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获奖的香港电影对本地资源的“吸血”也引发台湾从业人员的不满，如台湾飞腾电影公司便以“贪污治罪条例”控告“金马奖工作委员会”，“就本届金马奖工作委员会承认七部港片金马奖资格提出控诉”。从台湾民众和电影公司对香港电影参评金马奖的排斥态度，可以看出港片在金马奖上独领风骚而给台湾电影业带来的实在压力。饶是如此，伴随着金马奖带来的“好处”是全面的规训与主题的钳制，这些给香港电影参评金马奖带来很大的困惑与束缚。

从香港方面而言，八十年代之前，香港电影的评价系统单一，作为金马奖最大竞争者“亚太影展”（APFF），在七十年代因为缺乏稳定性机制而损耗了权威性。因此，香港电影评价惯性依靠片面的票房数据，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的评奖长期缺席。而奖项评价与票房评价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建立在荣誉体系的基础上，是在更高的精神层级和更广的声望范围给予获得者激励。显然，在八十年代之前，香港的评价体系是失衡的。造成失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本地电影市场的高活跃度挤压了评奖的生长空间，遮盖了评奖的内在价值；一方面是港英政府对本地电影的发展持放任态度，而漠视全面平衡激励体系的建构。

香港电影金像奖就是在过度依赖市场评价的电影生态中诞生，这个日后发展为华语电影重要评奖的电影奖，由于创始团体的理想主义情结以及高估自身维系工业化仪式的能力，导致早期金像奖实践既缺乏政府公信力的依靠，又受到香港电影从业者的质疑，加之各种媒体资本的盘剥，因此在发展之初步履蹒跚，举步维艰。同时，台湾当局一方面考虑到这个新崛起的华语评奖体系所带来的对金马奖挑战和冲击，一方面出于对这个竞争者评奖价值观失控的恐慌，动用各种媒体资源对香港电影金像奖实施全面封锁，打压“金像奖”在台湾的传播。 ^[14]

所以，即使香港第一个本地电影奖在1982年已经设立，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公司仍然习惯性参加台湾金马奖。但是，在香港电影金像奖站稳脚跟后，金马奖对台港华语电影奖的垄断局面已经出现了松动，例如一些重要港片像《上海之夜》《行错姻缘路》便放弃报名金马奖，反而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入围。

从内地方面而言，八十年代初，虽然内地推动的电影合拍正在稳步推进，但是电影奖的评选明显滞后于电影生产的合作，也就是说，香港电影被排除在内地评奖序列之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香港与内地的评奖系统完全隔绝。1981年5月22日，由香港影视文化界人士组成内地电影观摩旅行团赴杭州参加了首届金鸡奖、第四届百花奖授奖大会，受到主办方隆重接待。5月24日，时任“影协”主席夏衍就内地和香港电影交流问题与“旅行团”进行座谈。而这次电影奖观摩，是除合拍之外内地与香港电影交往的另一重要事件。

首先，在对评奖的认识上，香港电影人感受到组织化、规模化、社交化的颁奖仪式的曝光效应和集聚效应，这对于长期以票房评判为主，影评人评选为辅的香港评价系统而言，内地现代化的评价模式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次，在评奖组织上，香港影评人惊叹于百花奖主办方《大众电影》作为“电影中介”巨大的民间号召力与资源转换力；最后，在评奖定位上，夏衍关于百花奖与金鸡奖在不同层面的激励功能的讲话使香港电影活动组织者耳目一新。1981年5月的这次观摩评奖，让包括香港国际电影节策划人员、香港电影文化中心会员、《电影双周刊》影评人在内的电影从业者收获颇多。七个月之后，《电影双周刊》决定创办香港电影金像奖。至于“金像奖”与这次北上观摩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得而知，但是在评价电影的问题上，《电影双周刊》一改之前在刊物上发布影评人评选结果的做法而举办具有明确定位的、精细分类的仪典性评奖，至少可见内地“双奖”对其的影响以及“金像奖”主办方对评奖的某种想象和期待。

以上，粗略呈现了八十年代早期内地及港台的评奖环境：台湾金马奖因较强的资源配置力与软性惩戒，对于香港电影兼具引力与压力；虽未向港片开放，但内地的百花奖与金鸡奖的宏大规模与影响力为香港电影的生产与推广团体带来了全新的感受；香港电影金像奖在本地电影受制于台湾主题钳制，积极北上探索的背景中创办，然而却缺乏权威和影响力。

面对这样的评奖环境，对于迫切需要在票房评判之外获得重新评价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人而言，对评奖系统的选择不仅糅合了现实的考虑，同时也被舆论赋予了某种价值认同的想象。正像“返内地拍戏”成为香港影人的口头禅一样，香港电影界，特别是评论界假想了港片北上评奖的场景，作文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 —— 《许鞍华获金鸡奖》。在这篇短文中，作者指出虽然这是假拟的标题，但是内地现在已经步入正轨，像许鞍华的《投奔怒海》、李翰祥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港片都应该去角逐百花奖、金鸡奖。而且，若两者获奖，无疑是投向台湾的威力巨大的银色大炸弹……“你估金鸡奖同金马奖，边个够吸引力？”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是确实反映了影评人对港片参评、获奖的焦虑与想象，也流露出部分香港电影人在经历新的电影生态时的心态波动。